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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琦,资深媒体人,先后任职于《中国新闻周刊》经济部主任、主笔;《经济观察报》区域部主任;现为《财经》杂志副主编,主管宏观与学术。

摇摆不定甚至进退失据,才是人类观念史的常态

导读
标签:画一之法 引起争议 斗地主牌

物质基础决定论另一方面也无形中树立了随着物质现实的改善,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在不断提升的进步史观。而这恰恰是彼得·沃森所反对的。

彼得·沃森记述人类从原始阶段到19世纪末期“精神生活”的皇皇巨著,与其说是一部思想史,不如说是一部观念史更为准确。“思想”总让人感觉是比较成熟的、有体系的,更多会与哲学挂钩,因而“思想史”也在相当多的语境中被等同于哲学史。而观念则灵动和宽泛很多,也更契合彼得·沃森把类似断头台和工厂这样的发明都视为观念变革载体的初衷。

彼得·沃森彼得·沃森

这并不是说彼得·沃森不看重传统意义上的思想史,他对经院哲学,苏格兰启蒙运动,东方文艺复兴运动对德国浪漫主义的影响等等都了然于心娓娓道来,但他呈现思想和思想史的方式确实比较新颖。

虽然彼得·沃森“自诩”说他的历史书中没有帝王将相,也略去了军事战役、帝国征服和停战协约,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像传统的思想史作者那样以呈现思想家、思想流派或各种思潮为主,他给人的感觉更注重嵌入到历史现场中的、具体情境中的观念变迁,而且既注重观念对历史的驱动和型塑作用,也不轻忽观念背后的物质推手。

比如在论及文艺复兴时,他一方面强调如果没有人文主义“现世”第一的思想,那么资本主义是不可能完善发展的,另一方面又承认如果没有早期资本家积累的巨大财富,艺术的激增是不可能的。

再比如讲述启蒙运动时,除了启蒙思想的观念来源及影响外,还特别举例强调狄德罗百科全书的成功如何离不开18世纪阅读习惯的改变:传统的私人赞助模式在消退,越来越多的作家开始以图书销售的收入为谋生手段。私人赞助制度意味着作家的收入同其对公众的吸收力没有任何联系,而随着出版商越来越取代了赞助人的角色,书籍成为商业社会的一部分。这种知识的世俗化塑造了现代意义上文学生活的历史起点,将中产阶级的品位从贵族垄断中摆脱出来。

当然,相对而言彼得·沃森还是更强调观念的作用。比如在任何一部思想史和观念史都无法绕开的关于“欧洲为何崛起”的挑战性议题上,虽然他也“客观”展现了地理决定论、彭慕兰基于能源禀赋的大分流理论等偏重物质决定论的学说,但他还是更倾向于从思想市场的开放和自由程度、集体知识的有效积累以及个人主义的崛起等观念革命的角度来进行阐发。

这么说起来彼得·沃森似乎有意无意间建立了一种“观念的霸权”,但由于其对历史情境的强调,并没有给人留下看了一部纯粹的“观念冒险史”的观感,当然更没有让人闻到那种较为陈腐的机械唯物论的“熟悉的味道”。

一味强调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等于先入为主地断定生产实践与思想观念间的先后顺序,而在彼得·沃森这里,这两者间没有这种斩钉截铁的关系。如果按照人们熟知的思维框架,农业的发展导致的物质积累显然应该是宗教产生的基础,然而彼得·沃森更倾向于认为,宗教观念和定居居住形态完全可能产生于真正的驯化和农业开始之前,体现为神灵崇拜的宗教革命可能更多是一种“心智”变化,而不是因为经济变化,或许正是因为宗教观念的诞生才引发献祭的需求和社会组织的变化,进而使得对动植物的驯化变得更为迫切。

此外,无论是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还是所谓上层建筑反过来会影响物质基础,终不免让人觉得物质现实和思想观念是两张皮,是两条腿走路,而在彼得·沃森看来两者间的彼此渗透和相互影响显然要更为紧密也更为复杂。

物质基础决定论另一方面也无形中树立了随着物质现实的改善,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在不断提升的进步史观。而这恰恰是彼得·沃森所反对的。在他看来,人类在关于外部环境的硬科学方面的进步与人类对心灵和自我进行界定的软科学方面的裹足难行恰成反讽性对比。

心灵与头脑之争,亚里斯多德传统与柏拉图遗产的博弈,仍未取得让人满意的结果,而时至今日“内在自我”到底是否存在依然是个让人尴尬而心虚的问题。换言之,思想观念史绝非一部从进步走向进步或所谓迂回前进的历史,摇摆不定甚至进退失据,才是人类观念史的常态。

正是在这个大前提下,彼得·沃森以“灵魂、欧洲与实验”的三分法来界定和统领思想观念史才更易为人理解,而不像乍一看上去那样让人感觉怪诞,甚至有故弄玄虚之嫌。

一方面彼得·沃森承认在处理人和上帝的关系(灵魂)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实验)方面,由于此前提到的思想观念市场的优势等种种因素,欧洲可能比其他地区的人们更为领先,如果不是更为成功的话;另一方面“灵魂”并没有淡出历史,人民的宗教观念依然强大,而精英们借助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科学革命等等所实现的“心灵”(mind)对“灵魂”(soul)的阶段性压制,总是会迎来一轮轮反弹。

比如浪漫主义在英国是对工业革命和城市化的反动,在法国是对法国大革命的反动,而在德国则通过对“民族的心灵”和“意志的胜利”的强调,实现了对英国工业革命蕴含的功利主义和法国大革命催生出的个人主义的双重反动。而现代心理学中“无意识”或“潜意识”等概念,也可以被视为是对“文明”的压抑作用的反抗。而正是在这种种形式的“反抗”中,欧洲积极汲取着来自东方等非欧洲地区的思想资源,比如浪漫主义运动对在东方文艺复兴中“复活”的传统观念的借用等等,虽然在萨义德等人的眼中这种借用不乏傲慢和“东方主义”的误读。

需要指出的是,在多元主义文化观念框架反衬下下,彼得·沃森对“欧洲”的强调似乎散发着欧洲中心主义的政治不正确的气息。其实彼得·沃森可以说始终秉持全球视野,欧洲更多是其推进思想观念考察历程的一个参照系,而非居高临下的观照点。这在他对基督教“异教思想资源”的详细考察中便可略知一二,真正的全球思想史不是简单的并置性罗列,展现各种观念共时性,而是强调其互动性。

当然,对于中国受众而言,对思想观念力量的强调,似乎既熟悉又陌生,而又多少令人心生警惕。在中国语境中,观念驱动历史总或多或少含有在激进观念驱使下对社会进行改造的意涵,而这样做曾经导致的惨痛结果,曾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让人们产生告别革命、告别意识形态的心理影响。

然而我们终究摆脱不了观念和思想的刺激或束缚,现实的改变必然先从观念变革开始,面对国际国内政经形势扑朔迷离的演进态势,以更为开放的心态爬梳和把握人类的观念史,或许比以往更形紧迫。

【图书信息】

《思想史:从火到弗洛伊德》

作者:[英]彼得·沃森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译者:胡翠娥

出版年:2018-1

页数:1276

定价:248.00

装帧:精装

ISBN:9787544770637

【责任编辑:身中一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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